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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城市委员会内部须有市民代表、社会组织等公众委员，公众委员比例不得低于50%。
此外，德国民法在二战后对住房承租人规定有特别保护，虽说这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但若将此说成是出于对承租人基本权利的保护而强化对出租人合同自由的限制，似乎亦不为过。可以看出，法院在判决中先是宣告格式条款有效，然后承认合同的解除条件已经成就，但在此前提下却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附加了法律上没有的额外限制———应注意采取措施的适当性、必要性。
作为形式理性之典范的民法，在它的眼中只有雇用人与受雇人，而没有企业主与劳动者之分。从原则上说，解释者在操作合宪性解释时需要平衡对立当事人之间的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的履行不能以过度侵害另一方基本权利为代价。从理论上说，合宪性解释如果要维持其解释的性格，它就不可以逾越法律字义及其意义脉络所划定的界限。二、余丽案判决与合同法理论的乖违 2010年余丽在新浪网注册了微博账号。〔26〕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换言之，国家保护义务的履行通常以干预另一方的基本权利为代价，即国家以侵害来进行保护，〔34〕因此尤须慎重。新浪网公司则提出，因余丽多次利用微博对他人予以语言攻击和恶意骚扰，违反了双方订立的网络服务协议，故对余丽停止提供服务。[5]李玉：中国近代市政府的产生及其研究刍议，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在强市长体制下，市长往往拥有广泛的行政、预算和任命权，并有权否决市议会制定的法令。主体化隐含的风险之一是一部分人可能以城市整体利益之名侵夺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这在更小规模的共同体如邻里组织（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中曾经出现过，即邻里组织通过规约的方式排斥黑人群体的居住，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美国，因封闭排外造成种族隔离的邻里组织甚至成为南部民权运动的障碍。[15] 在当下中国的行政法学研究中，若要使看不见的城市获得显现，有必要从组织法切入，将行政组织和城市共同体相勾连，在搭建通往公共自由渠道的过程中重构我们的城市。经理由议会聘任，负责全市的全部行政事务，他（或她）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才能来贯彻市议会的政策意志。
在美国，市（city）政府在内部组织形态上并非整齐划一的，而是基于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的差异，形成了若干种政府组织形态。采行议会——经理制的市政法人内部亦设有公共安全、市政建设等部门来负责相应的市政事务，不过与委员会制不同的是，这些部门的主管并非民选的议员（委员），而是市政经理任命的专业人员。
[22]这绝非简单的公民参与，实际上是在行政组织运作中楔入了自治因素，公民及其团体可以阻止行政组织目标的实现，并与技术官僚一同分享行政权力。[2]中国城镇化率在1960年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值（19.75%），而后开始下降，在17—18%徘徊，直到1979年重回19%以上，从此开始逐年递增。在这里，开放结构不仅指城市政府整体组织和运作过程的开放，同时还要求其各类行政组织的开放和自治化。[31]城市在实现自身法律化塑造的同时，也将在制度实践中对整个国家的行政组织形态产生现实影响。
就目前的法律规定和实践来看，大致存在三种类型，分别是委员会制（commission）、议会——经理制（council-manager）、市长——议会制（mayor-council）。而城市，即使是直辖市、省辖市也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律概念。可见，即便与法国等其他单一制国家相比，中国城市的独立性显然更为缺乏宪法基础，与之相关的组织体系构建也便成了无源之水。（一）有地方无城市 中国古代的城市是乡村化的，围墙在起到抵御敌人入侵作用的同时，却阻碍了贸易乃至资本的集中。
市民的主体化则是主体化城市最为核心的内涵，它在重新调整城市权力结构和塑造公共自由的同时，也呼应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政府的想象，即管理层由普选委员组成、坚持议行合一、城市管理权归属公社等，这将实现对原有政府形态的改造，使集权政府转化为自治政府。如根据辅助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个人或较小的政治或社会单元在整体结构中拥有行动优先权，政府的决策理应在最贴近民众的层级上作出。
（一）行政组织的多样化 行政组织从单一化到多样化是重构城市必须思考的问题之一，它预示着城市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将塑造多样化的城市类型。位居权力结构核心的城市政府领导其各工作部门对各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仅仅构成了一副单调乏味的行政组织图景。
[27]反观中国，因城市化进程推动了村改居，它所带来的土地收益促使昔日的村落常常通过乡规民约或是股权分红的方式来限制分享此类土地收益的人群规模，如出嫁女、入赘夫婿等便可能遭遇不平等对待，而同处于村落的非村民则很可能无法享受相关福利待遇。[4]1921年，孙科担任广州市市长，主持起草《广州市暂行条例》，使广州市脱离县行政管辖而直接隶属于省，并明确城市行政的范围包括财政、交通、市政、治安、卫生、教育等。作为地方行政机关，各级地方政府既需要执行本级人大的决议，也应当执行上级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令。（一）城市的主体化 主体化首先指向的是城市作为一个实体在法律领域的主体化，借助行政组织的多样化，城市可能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相，也更可能拥有实现自身意志的组织机构。当下大量被称之为二政府的行业协会等便是其体现。它本质上是中央各类政策的工具，是中央运用计划手段进行工业投资和人口迁移的场所。
在议会——经理制结构中，城市议会的议员经民选产生，议会作为城市的政策和法令制定机关，负责本市重大公共事务的决策。与此同时，行政组织的运作也开始接纳非官僚因素，如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制度设计，便为将外部专家因素纳入行政组织的复议活动提供了通道。
首先，在最低限度含义上，只要存在一系列不受国家指导和管控且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就可以说存在市民社会。（二）行政组织单一化 工具的运用强调不分时间和环境的整齐划一和如臂使指，作为政策工具的城市同样不能免俗，其内部的行政组织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保持与上下级政府相一致。
委员会制发端于1900年的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市（Galveston City, Texas），议行合一是其最大特征。[29]德全英：城市、社团和法律——从中世纪城市兴起看西方近代宪政制度，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3期。
[14]这在造成事权划分法律界限模糊的同时，也扼杀了城市在法律意义上的主体性或成为主体的法律必要性。二是城市政府的组织形态和运作应保持开放的结构，使得任何群体均能够充分参与其中。若将城市视作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中间团体，城市主体化发展自然会引起国家制度的相应调整，其中，作为法制统一和公民权利保护象征的司法审查也需要作出应对。[23]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现有的公民参与模型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无力支配行政权的运作，无法有机融入行政组织，更不可能完成行政组织法的更新。
若将前述三种自治形态视作一个渐次增强的连续谱系，那么，内在于行政权的自治无疑是最能触及权力问题和公共自由的形态。（二）行政权力的自治化 行政组织不是空洞的形式，它是围绕行政权力构建起来的，是权力的执掌者，过往的行政组织法研究即侧重于此。
辛亥革命爆发未久，江苏省议会成立伊始便讨论议决《江苏暂行市乡制》，有观点认为市的概念自此被纳入中国地方行政与治理话语系统，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必须要澄清的是，作为一种地方类型，城市的主体化绝非为了创造一个封闭的地方空间和小利维坦。
在重构城市政府的过程中，内在于行政权的自治才是行政权力自治化的理想形式。市长同样也是经过普选产生的，并担任市政法人的行政长官。
在行政法学视野中浮现的城市既不应完全是中央层级官僚组织在地方的复制，也不能是封闭的地方官僚化结果，因此，主体化是重构之后的必然趋向，也是法律化的必由之路。不同的组织形态又代表着不同的城市权力结构，而市民对此的选择、变更和重组恰是其主体化的过程表现，也谕示着城市权力的渊源。那么，除了上述零星的偏离，1949年以来的行政组织形态，尤其是城市政府的常规组织形式又是怎样的呢？ 1949—1954年间，由于人大制度尚未建立，新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均由上级政府任命组成，身兼地方立法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双重身份，属议行合一机构。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公民及其组织依然处于行政组织运作的外部。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摘要】在现代国家与社会，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城市法律理论，但在现有研究中，城市并未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尤其是行政法概念而存在。
在讨论西方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时候，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将市民社会的含义区分为三个递进的层次。[13]李格：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制度的沿革和确立，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5] 单纯的行政隶属体制变化并不能真正改变城市的地位，1949年以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财政权力和政治权力合二为一，逐渐集中到中央，由此形成了总体支配的集权体制。同时，城市委员会内部须有市民代表、社会组织等公众委员，公众委员比例不得低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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